一九五○年代的台灣，可說是二十世紀台灣歷史上最恐怖的十年。由於老蔣政權在中國瞬間瓦解，台灣又是歷經日本半世紀的殖民統治，以及二二八血腥衝突後的新附之地，一百萬的殘軍加上一百萬的難民，蜂擁而入這個僅有六百萬人口的小島，這
來源： 省籍情結下必須執行的公開槍決（管仁健／著）＠你不知道的台灣（管仁健／著）｜PChome 個人新聞台
一九五○年代的台灣，可說是二十世紀台灣歷史上最恐怖的十年。由於老蔣政權在中國瞬間瓦解，台灣又是歷經日本半世紀的殖民統治，以及二二八血腥衝突後的新附之地，一百萬的殘軍加上一百萬的難民，蜂擁而入這個僅有六百萬人口的小島，這在人類歷史上，也算得上是難得一見的移民奇蹟。一個原本統治四億人的君王，在政局豬羊變色後，必須被迫在這樣一個島嶼上重新站穩根基，不殺人，甚至不大量殺人，根本不可能辦到的。
在人命賤如螻蟻、短似蜉蝣的年代裡，台北馬場町每天清晨，只要天氣不太差，都要槍決幾名到十幾名的「匪諜」。這種處決大多是秘密執行，除非是涉案人層級特高的超大案件：例如一九五○年六月十日，國防部次長「吳石案」裡被槍決的吳石、陳寶倉、聶曦、朱湛之；七月十一日台電公司總經理「劉晉鈺案」裡被槍決的劉晉鈺、嚴惠先，才會在報上發布「綁赴刑場」的照片。但在政治案件以外，由於短時間內大量敗退的國軍進入台灣，治安問題非常嚴重。
國軍在中國時，因為有長期不斷的大小內戰，軍人的薪餉雖低，但只要有戰役，從活人到死人身上，總有機會搜括一些，有了錢除了花用，也能用來嫖妓，所以搶與姦的問題都還不大。可是撤退來台後，因為海峽的阻隔，加上韓戰之後美軍的進駐，基本上島內已經安定。無仗可打的軍人，加上過低的薪餉與禁止士官兵結婚，造成了軍情浮動與治安吃緊。
當時老蔣給二兵每月七元，但一條固齡玉牙膏就要十五元，無錢可用又無妓可嫖的軍人，加上根本不管制，也無法管制的槍械，讓軍人持械犯罪的案例越演越烈。由於持械犯罪的軍人大多是外省籍，而受害者從人口比例來看，當然又絕對是本省人居多，以致原本單純的刑事案件，卻常演變成複雜的族群衝突。老蔣為了穩固政權，某些「敏感」的刑事案件，涉案的外省人不但要「速審速決」，還要公開「就地正法」。家父是外省人，家母是本省人，但他們回憶年輕時，也都還對「就地正法」存有記憶。
家父是在北投的薇閣育幼院（現在的薇閣小學）任教，平日就住在院裡。他回憶一九五二年六月九日晚上，薇閣的一名工友，在台北火車站前的公路局（現在的國光客運）東站，搭乘回北投的巴士，八點十分到了唭哩岸的沼瀨川橋（後改名磺港溪橋）上，一個穿軍服的年輕人拔出手槍，強迫司機將車開往關渡的山路上停車，再喝令全車乘客交出財物，搜括了六百一十八元三角，四個手錶，一枚戒指，二支自來水筆後逃逸。結果被陽明山警察所所長王魯翹（警政署長王卓鈞的爸爸）率領部下圍捕，次日清晨在舊北投火車站（現在的捷運北投站）前，抓到了搶犯鄭震千（二十九歲，湖北人）。六月二十日清晨六時，鄭震千被憲八團押赴沼瀨川橋上，在眾人圍觀下被槍決。
家母是艋舺（後改名萬華）人，每天要走路去大稻埕（後改名延平區）當裁縫。她回憶一九五二年三月二日早上，在迪化街一段六三號的第一銀行大稻埕分行前，也有憲兵槍決人犯的場面。我查資料找到，那是在二月二十日上午十時，鄭強生（二十三歲，浙江人）在此持槍搶了張李娥的布包，裡面有一千五百元，當場被治安人員捕獲後，由憲八團執行槍決。
不過這種持械搶劫案由於案情單純，又是隨機犯案，沒有敏感的族群問題，圍觀的人也就不會太多。台灣最轟動的一次公開槍決，應該是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下午，在三重鎮清和里的淡水河邊，在數萬人圍觀下執行的「憲兵姦殺鎮長女兒案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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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重原名三重埔（埔是平原之意），是台北市近郊的一個鄉鎮，清末由新莊登陸的閩粵移民往北拓墾，第一個平原稱為「頭重埔」（現在捷運新莊線頭前站）；「二重埔」在三重與新莊交界處。「三重埔」於日治時期屬台北州新莊郡鷺洲庄管轄，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才與蘆洲分治，設立三重鎮，一九六二年正式改制為縣轄市，不僅是台北縣第一個改制為縣轄市的鄉鎮，在全台灣也是第一。改制前的三重鎮長，除了戰後剛接收時，由鎮民代表投票選任的李阿賜當了一任外，自一九四九年老蔣遷台後，就由被地方上譽為「不倒翁」的莊×藤，連任長達十一年。
莊×藤是地方上的望族，擔任鎮長除了最初兩年是經鎮民代表投票選任外，其餘九年都是由公民直選而蟬聯三屆，在地方上深得人心。如果不是受限於選舉法令，不得再度競選四屆鎮長，他也許會一直連任下去。但即使是在地方上「喊水會結凍」的鎮長，面對老蔣帶來的憲兵照樣要吃癟。秀才遇到兵，就已經有理說不清了；鎮長遇憲兵，大概就非要被打到烏青了！
一九五○年六月，憲兵在三重鎮菜寮里成立幹訓班，高官當然就要佔住附近的「豪宅」。位於六合里八十×號的鎮長莊×藤住宅，成了長官的最愛，高官身邊的幕僚侍從官兵，也不管你鎮長同不同意，硬是強佔了部分廳舍。還好鎮長家夠大，就這樣軍民雜居了一年多。
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一日夜間，大家剛慶祝完老蔣帶來的「國慶」，鎮長家中就發生了不幸。莊×藤膝下六子，僅有一掌上明珠，排行第三的莊×蕙（二十歲）文靜有禮、清秀大方，從小就深得莊×藤的喜愛。省二女中（現在的中山女中）畢業後，在三重鎮公所服務了兩年，是地方上人人敬愛的好姑娘。她事親至孝，每天早出晚歸，回家後就只在自己香閨中讀書。她的香閨位於大院北廂後進，是一間小巧精緻的臥房，佈置得清潔講究。這一天下午六時，莊×蕙由鎮公所開會後回家，晚餐洗浴後在香閨看書；十時許，由於家中住了一大堆閒雜軍人，士兵開門讓一個賣杏仁茶的小販到院子裡來叫賣，莊×蕙也走出房門，來院子裡買了一杯杏仁茶當消夜，然後入房脫衣就寢，不料這一走動，竟為自己引來了殺機。
十一時半，莊鎮長夫婦及全家人在睡夢中，被一連串槍聲驚醒。由於鎮長公館面積廣大，無法確認槍聲出自哪一個房間，於是慌亂地到處巡視。到莊×蕙的香閨時，才發見她頭部早已被槍彈轟得血肉模糊，完全無法辨識，死狀極慘。莊鎮長夫婦看到愛女突遭橫禍，深夜慘死在香閨，幾乎昏厥過去，家人也同聲痛哭，趕緊向台北縣警察局三重埔分駐所報案。由於莊鎮長是地方望族，家裡又駐有憲兵高官，到底是誰敢在太歲爺前動土？於是軍憲警全部動員，將三重鎮完全封鎖，歹徒自知無法逃出三重鎮，於是在案發一小時後，攜帶衝鋒槍一枝，向三重埔分駐所自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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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然不出警察所料，兇手是住在莊鎮長家中憲兵高官的中士駕駛劉貴陽 (二十一歲，江蘇省鎮江人)，只因酒醉後邪念橫生，無從發洩，竟然手持衝鋒槍，闖進莊×蕙的閨房，把槍口按在她的臉上企圖強姦。莊×蕙為保衛自己寶貴的貞操，狠狠地在劉貴陽的胸部咬了一口，劉貴陽大怒，對準她的嘴先開了一槍，子彈由後腦穿透，舌頭被打得碎爛。但劉貴陽還不罷休，接著又瘋狂地連發了十餘彈，莊×蕙除臉部中三槍外，胸部也中了四槍，早已香消玉殞。台北地檢處檢察官及法醫，於隔日下午三時許前往莊鎮長公館驗屍，交其家屬收殮。
由於莊鎮長是地方大老，莊×蕙卻在自己的閨房裡被軍人持槍姦殺，地方上群情激憤，族群衝突一觸即發。保定軍校九期出身，一九四五年來台接收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參議、官派台北縣縣長梅達夫，這時剛以外省人身分，當選台北縣首任民選縣長，本來還是老蔣「省籍和諧」的樣板，不料竟發生了如此敏感的大案。梅縣長趕緊率領民政局長陳清池等縣府官員，到三重鎮慰問莊鎮長，其他三重鎮的縣議員及鎮民代表，也紛紛前往慰問，並與各界人士成立治喪委員會，預定於十八日上午九時出殯，台灣省婦女會也決議，對寧死不屈的貞潔烈女莊×蕙，將派代表前往參加執紼。
由於兇手劉貴陽是憲兵高官駕駛，又在案發後不久向警方自首，軍方包庇加上司法減刑，民眾都懷疑兇手不需償命。十八日上午九時，莊×蕙的葬禮在六合里八×號的凶宅舉行，靈堂排滿了各界贈弔的輓聯、輓軸、花圈，台北縣縣長梅達夫、國大代表謝文程、省參議員林世南、縣議員蔡詩祥、省婦女會代表高月珍暨三重鎮各界人士七百餘人親臨致弔，場面隆重、備極哀榮。但死者已下葬，兇手卻未伏法，地方群情激憤，梅縣長趕緊使出緩兵之計，擬定二十二日上午十時，在三重鎮農會二樓召開座談會，由縣長親臨主持，還將邀約縣議員、三重鎮鎮民代表、里長、地方人士等百餘人，討論如何防止類似不幸再度發生，並加強軍民感情之融合。
問題是三重鎮民在這個時候，哪裡聽得進什麼「軍民一家」的空洞口號，大家只知道軍民住在一家，女兒就會被姦殺。眼看暴動一觸及發，行政院趕緊發新聞稿澄清：「本案經陳誠院長據報後，極為震怒，當即諭令國防部迅予嚴辦具報，國防部亦已訓令承辦機關，限剋日將該案審結並即依法嚴辦，預料該案兇犯於短期內，即將受到國法之制裁。」
二十三日下午三時，留短髮，穿白紗背心，白布短褲，足履黑色運動鞋的劉貴陽，被憲兵押解至三重鎮清和里附近的淡水河沙灘上，在數萬三重鎮民圍觀下，胸部中二彈斃命。莊鎮長還親自查看，判明確為殺害愛女莊×蕙的兇徒劉貴揚，對眾人揮了揮手，圍觀的數萬群眾才緩緩散去。
但持槍姦殺愛女的歹徒劉貴陽雖被公開處決，莊鎮長的噩運卻還沒結束。一九五五年二月二日《聯合報》第三版報導：「在農曆新春一片『恭喜』聲中，明志路台北縣議長謝文程公館，卻發生一件不明不白的綑打案。據在場人士說：『那天議長公館擠滿了各色各樣的賀年賓客，突來幾位彪形大漢，座上客皆驚奇的面面相覷，頃刻間一聲吆喝，謝文程議長和三重鎮莊×藤鎮長竟被綑綁起來，這群怪漢將謝莊二人打罵一場後揚長而去。』此事發生後，謝、莊二人及在座賀客都莫名其妙，有關機關得悉後異常重視，刻正進行調查全案真象中。」至於這是否為當地憲兵的報復，反正是他們自己在查，結果也就無人可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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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實軍隊就是這樣，會闖大禍的通常都是爽兵；正如口號形容的「軍警一家」，這道理在警察身上也很適用。日治時期的一九○八年，台灣總督府所屬的園藝試驗所，在台北近郊的士林鎮，設立了士林園藝試驗分所。戰後到了一九四八年，試驗分所裡蓋了西式庭園。一九四九年老蔣流亡來台，先住在草山招待所，隔年五月，園藝試驗分所就被徵收為總統官邸。由於士林鎮成了官邸所在，大批情治單位進駐，警察任務就輕鬆了些，成了容易出事的「爽警」。
一九五二年三月四日晚間十時，士林鎮火車站前的舊街上，一位計程車司機載到了一位血流滿面的男性乘客，他對司機說：「我在路上被土匪擊傷，快送我去醫院。」司機趕緊加速將他送到中山北路二段的馬偕醫院。但快到醫院時，這位受傷的乘客又改口說：「請把我送去刑警總隊。」司機發現有異，就將已半昏迷的乘客先送進馬偕急診室，再向醫院附近的平安路派出所報案。
同一時間，士林鎮的陽明山警察局士林分駐所，也接到民眾報案，舊佳里五鄰的一幢竹屋裡，發生了滅門血案。屋主陳生（五十一歲）、妻子陳胡寶招（四十三歲）、次女陳彩鳳（二十三歲）與次子陳惠傑（十四歲）中彈斃命。長女陳桂英（二十八歲）與長子陳惠俊（十八歲）各都身中三彈，生命垂危，警方趕緊將兩名傷者送入台大醫院外科施救。至於兇手，與台北市警局第三分局聯絡後，確認了是在馬偕醫院急診室的李慰誠（山東省益都人，二十五歲），他臉部中了一彈，血流如注，經急救後醫生確認暫無生命危險，警方也派員在院嚴加看管。
士林滅門血案在案發後第二天早晨，士林分駐所就派員專車來台北，接送台北地方法院檢察處檢察官褚劍鴻、刑警總隊法醫楊日松、高坤玉，共同前往案發現場驗屍。凶宅是一幢建築了才一年的竹屋，左邊是另一幢磚屋，右邊是一片空地，前門朝向一條小巷，門前圍了一行籬笆，死者陳胡寶招橫屍於竹籬笆之邊，肩胛部中一彈，頭部中兩彈，背部中一彈，屍體俯伏於地。進門後的客廳裡，屋主陳生橫屍在客廳通往後房出口，心臟中一彈，後背中一彈。次女陳彩鳳橫屍於香閨床前，乳房中一彈，穿過後背。次子陳志傑則橫屍於同房床上的棉被中，頭部中彈，穿後背而出。整間凶宅鮮血淋漓，慘不忍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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褚劍鴻檢察官率法醫，勘驗陳生等四具死者的屍體後，便發交親戚黃錦文領去收埋。並訊問了血案發生時的目擊者，也就是陳家的客人史煥章，據史煥章說：「我來陳家向屋主陳生學習日文，恰巧兇手李慰誠來向陳生索討欠債，兩人一言不和、吵了起來，我曾在旁邊勸解無效，李慰誠忽然眼露兇光，拔出手槍就向陳生及其長女陳桂英射擊，我嚇得轉身就走，出了門拔腿就跑，以後之事也就不知道了。」
訊問完現場目擊者後，褚檢察官又向凶宅附近的鄰居探詢。據其鄰居說：「陳生一家自去年搬來這裡，夫妻就經常吵鬧，一開始我們都還去勸和，但都被陳生怒罵，後來大家就不理會他們家的事了。陳家長女陳桂英在台北教小學，早出晚歸，對她沒什麼印象。次女陳彩鳳與鄰居比較有往來，大家對陳家，也就只對她一人比較有好感。兇殺案發生時，連續幾聲槍響，我們還以為陳家又在打架，根本無人理會，直到陳桂英大喊救命後，才發現是有人開槍殺人，我們嚇得都躲到戶外，直到大批警察來了，我們才敢回家。」
褚檢察官在凶宅附近訊問完畢，就偕同法醫楊日松等驅車至台大醫院，探視傷者陳桂英與陳惠俊。姊弟兩人都在外科病房第一一○室接受醫治。陳惠俊所中的一彈，是自腰部穿入，傷及內臟，出血甚多，雖經緊急搶救，依然生命垂危。而陳桂英所中之彈，都是自右胸腹邊際穿入，雖然傷勢不輕，但應無生命危險。士林分駐所則告訴台大醫院醫師，對這兩位傷者要全力施救，一切所需醫藥費用，該所都將負責。至於士林分駐所為何會這麼好心，還要出錢搶救傷者？原來兇手不但是警員，而且就是士林分駐所的警員。
陳桂英在病床上，用虛弱的聲音告訴檢察官：「我與妹妹都是高中畢業，我在台北雙連國校教書。家父畢業於日本時代的台灣帝大，原本家境甚好，前幾年來因惡性通貨膨脹，造成公司周轉不靈而倒閉，去年才遷居來此。兇手李慰誠是本地警察，曾介紹妹妹去士林紙廠工作，但後來卻以此為由，要求與妹妹結婚遭拒，所以心懷憤恨。昨晚十時半，他又來家中與家父大吵大鬧，後來甚至開槍擊倒家父，我跑來勸阻，也被開槍射擊。後來他又跑入後房，槍殺了我妹妹與小弟，再出來向我大弟射擊，最後則在門前槍殺了家母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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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於自殺未遂的兇手李慰誠，在馬偕醫院急救後，傷勢越來越嚴重，說話已極困難。褚檢察官為了把握時機，親自驅車至馬偕醫院訊問，據李慰誠供稱：「去年七月，陳生與妻子鬧起桃色糾紛，陳生責陳胡寶招不貞，兩人一言不合，大打出手，鄉里間無人願意出面調解，我只好挺身而出，也因此認識陳彩鳳，一開始還沒有感到什麼，但陳彩鳳卻自做多情起來，時常來找我，或者要我請她去看戲，或者請我到她家裡吃飯，還對我說：『我在學校讀書時，沒有機會接近男人，也不敢接近男人，如今看到你，我覺得很高興，我爸媽也很歡喜你呢！』」
「九月間，有天晚上她邀我去士林車站附近的一家照相館，合拍一幀相片，拍完後我準備離開時，她卻要求我陪她回家，還說：『我一個人不敢走夜路，而且有很多話要對你說。』那時夜色茫茫，我們在路上談心起來了，她說：『我爸媽都很喜歡你，我們可以做一對公開的朋友嗎？』因這時我對她也有點好感了，就滿心歡喜的答應。從此我把她當成女朋友，還想盡辦法，介紹她到士林紙廠當會計員。我們的交往越來越密切，她也時常從辦公室打電話給我，至於她家，我更是時常進出。」
「可惜愛情是多變的，當要論及婚嫁時，她的父親就想到學歷、家世與省籍等問題，嫌我和她家門不當、戶不對，她也就變了心。二月二十一日晚上，她陪我到一個朋友家裡去玩時，在途中就對我說：『現在外面閒話太多，既然我們不可能結合，就切得乾淨一點，以後請你也不要來找我了。』陳家因經商失敗，窮居士林，我因她的關係，把陳家看作一家人了，還到外面代借了三千多元給陳家應急，送她的東西也不少，既然婚姻無望了，別的不說，代陳家所借的錢總該歸還吧？這件事有關我在士林的信用啊！」
「但我幾次去要債，陳生總是東推西推，到了昨晚，我覺得陳彩鳳既與我無緣，我就準備請調，離開士林鎮了，也請陳生把債務了結。陳生卻無賴的說：『錢花光了，沒辦法！』我要他寫一張借條以為憑據，他卻口出怨言，還說要寫『以六個月為期』，陳彩鳳的姊姊陳桂美也在旁插嘴，笑我是外省人還這麼小氣，註定永遠討不到老婆。我受不了他們一家人對我的輕蔑，一時衝動，就闖下了大禍。」
李慰誠殺人後自殺未遂，腦部中彈，子彈由右臉頰顴骨下射，自左眼靠近鼻樑骨處穿出，右眼已失明。檢方原本要等傷勢好轉，能完全清醒談話後再訊問筆錄。但民間傳言外省警察持槍逼婚不遂，就槍殺本省仕紳全家，這種滅門血案還拖拖拉拉，最後可能會逃過一死，傳言引起了地方民眾激憤，警方趕緊移送李慰誠至台灣省保安司令部，在速審速結下，四月十九日清晨六時，李慰誠被憲兵押赴案發地點執行槍決，才勉強弭平了即將引爆的族群衝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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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憲警以外，軍人持槍犯案更是時有所聞，最慘烈的應該就是「三姓橋滅門血案」。三姓橋位於新竹市區約五公里處的香山鄉，據說清代曾有十多位陳姓、許姓與曾姓的屯墾移民，在此遭遇原住民的「出草」而遇害，十多具無頭屍體被其他移民收埋於當地，並建小祠供奉，稱作「三姓公廟」，一旁的小溪也就稱為「三姓公溪」。日後興建了橋樑，又稱「三姓公橋」，大家就簡稱此地為「三姓橋」。
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清晨，當時台灣農村還很貧困，農民也都沒有鐘錶可以計時。習慣早起的三姓橋附近十多戶居民，都只是大約知道，剛吃過早飯後（大約七時半），就聽到斷斷續續的十多響的槍聲，大家趕緊跑去市區向警方報案，大批警力到了該地，挨家挨戶搜查，才發現三姓橋十×號的陳家，男主人陳講（七十歲）、媳婦陳蔡時（四十歲）與孫女陳富（十九歲）三人，都已倒在血泊中，這是一齣慘絕入寰的三代人同時被殺之滅門血案。
陳講一家在三姓橋這裡，可說是最富裕的家庭。兒子陳木火為台灣省衛生試驗所新竹分所職員，孫兒陳成鑑去年高中畢業，在大莊國校當老師，媳婦陳蔡時還經營碾米廠及新新撞球房（外省人稱為「彈子房」），全家過著衣食無缺、幸福快樂的日子。但撞球房雖然是每天都能收現金的暴利行業，可是來店裡打彈子的人，三教九流都有；為了招攬生意，又必須聘請年輕貌美，重要的是能善於交際的女記分員。年輕人在此難免爭風吃醋，加上族群緊張與槍械管制鬆散，殘酷的殺戮也就逐漸醞釀發酵。
根據計分小姐廖美雪（十九歲）對警方陳述：「新新撞球房有兩張球桌，砲兵少尉葉超鵬（三十歲，四川省隆昌人）經常來捧場，目的是要追求計分員戴賢妹（二十一歲，桃園縣觀音鄉人）。但戴賢妹早已屬意一名憲兵，而且論及婚嫁，葉超鵬因而對憲兵不滿。端午節過後，返家團聚的戴賢妹就沒再回新竹。由於不能沒人計分，老闆（陳蔡時）就聘了我。但葉超鵬脾氣暴躁又不講理，發現戴賢妹不在，就認為一定是我在老闆面前說了她的壞話，不但威脅老闆一星期內要請回戴賢妹，還追問我戴賢妹的住處，問題是我根本不知道她住哪裡啊？」
「二十一日晚上九時（兇案發生前夜），葉超鵬又來找我麻煩。他的球藝很差，卻要一次撞一百分，我勸他不要這樣，他不但打了我一巴掌，還用撞球桿重擊我的頭，老闆陳蔡時於是拿著板凳，她女兒陳富也拿著菜刀衝出來，恰巧年長的陳講也在場，三人一起怒斥葉超鵬，並呼叫傭工林木跑去新竹憲兵隊報案。葉超鵬在其他同事勸解下，並找來他們連上的指導員，才半哄半騙的把葉超鵬拖出撞球場。但他臨走前還叫囂：『格老子的，我要殺光陳家的人。』憲兵來了之後，也只是囑咐老闆：『如果有軍人再來尋事，可到憲兵隊報案。』但過了幾個小時以後，他就來這裡殺人了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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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姓橋雖是新竹市郊的一個小村落，但因為地處交通要衝，四方八路的「好漢」都會集於此，加上新竹一帶駐軍甚多，茶室，撞球房也應運而生。遇到鬥毆鬧事，警察自己火力不足，往往要會同憲兵隊才敢到場。警方研判葉超鵬是在二十二日上午七時許，自牛埔營區帶著衝鋒槍一把及五十發子彈，由後山僻徑繞道下山，到三姓橋時，在新新撞球場附近水溝旁路側，鐵道橋腳約五公尺處，撞見陳家的孫女陳富，帶著一籃衣服，要到溪畔洗衣，就開槍殺了陳富。葉超鵬殺了陳富以後仍不罷手，再跑到通往陳講住家的小巷，恰好陳講在巷裡飼鴨，看見葉超鵬拿著槍，就雙腳跪地哀求，但仍難逃一死。而陳蔡時雖嚇得躲在屋內，依然難逃毒手。
葉超鵬在陳家殺了三人還不甘願，由於他來陳家之前幾分鐘，陳講之孫陳成鑑因大庄國校的女同事早一步來找他，已經離家在前往學校的路上；而陳講之子陳木火也因要趕到新竹市上班，提早一步離家得以倖免。至於陳講之妻陳楊話，因久病臥床於另一廂房，陳富的妹妹陳秀則奉侍在側，祖孫兩人很萬幸的躲過大劫。葉超鵬張望四處，找不到陳木火與陳成鑑，就持槍跑入三姓橋街，向北由稻田中直奔牛埔山。
葉超鵬連上的指導員則說：「當晚我將他帶到在番子橋上納涼，規勸了半個鐘頭，總算已心平氣和一些，這時卻忽然見到憲兵吉普車到達，葉超鵬痛罵陳家與憲兵欺人太甚，雖被我勸回營區，竟然氣憤到整夜不能成眠，還秘密寫好遺書，天一亮就持槍來此行兇。」
由於葉超鵬持有衝鋒槍，新竹市警察分局督察長趙次龍及憲兵隊長黃建賢都不敢輕忽，在牛埔派出所內組成軍警憲臨時聯合指揮部，一面出動憲警三百人，尾隨葉超鵬逃往牛埔山之路線追緝外，另一面洽請當地駐軍，出動一個營的兵力從青草湖登牛埔山包圍，切斷葉超鵬逃走的去路。但從案發的二十二日上午八時起，搜索到晚上天黑時，始終未發現葉超鵬行蹤，指揮官恐怕黑夜搜山危險性太大，於是下令全部撤退，只封鎖牛埔山至萬寶山的山路所有出口。
次日清晨（二十三日），由於搜山的憲警過於疲倦，專案小組於是由新竹縣警局調動另一批警員，會同駐軍與憲兵及義警等約三百餘人，重新混合編成十五組再度搜山。上午十一時，一名鄉農李溪，說他看到衣著像貌與逃犯相似的青年。另一名瓜農則說，一個男子在他瓜田中拿走一個西瓜，因為相貌凶惡，所以不敢計較。另有一個牛車車伕也說，看見過一個相貌衣著與李溪所說類似的青年。這三個百姓所提供的情報，讓專案小組決定修改搜索路線，向東南方的茄苳、大湖村、內湖等地前進，但到了太陽下山仍無所獲。
兇案發生後第三天，被槍殺的陳家祖媳孫三代，已由檢察官驗屍完畢，發交陳木火收埋，在二十三日入殮，原本預定在二十四日下午三時出殯。但葉超鵬在行兇前曾揚言：「要殺光陳家人」，行兇後又始終在逃，三姓橋這裡的百姓惶惶不安，謠言四起，傳說葉超鵬將在陳家埋葬三個被害者時，再殺光陳木火等四人才要自殺。當地居民一方面忐忑畏懼，不敢出席喪禮；一方面也懷疑軍方是否在袒護同僚，新竹市警分局長黃人與憲兵隊長黃建賢為了破除謠言，不但派員保護陳家，還臨時請准自其他地區，增派武裝憲警近千人，將「枕頭山」公共墓地外圍，以優勢武力團團圍住，陳家與當地民眾才安心的把陳講、陳蔡時與陳富三具遺體安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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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然三名死者已落土為安，但葉超鵬依然行蹤成謎，只要不落網正法，民眾就無法正常作息。專案小組研判葉超鵬隨軍調來牛埔山已三年，對附近地形瞭如指掌，而且他患有肺癆，夏日艷陽高照，根本無法跋踄叢山，所以一定還躲在山上。新竹縣警局為早日恢復治安，也擔心釀成族群矛盾，決定懸賞高額獎金來緝拿兇犯。於是在三名死者的喪禮中宣布：「凡活捉葉超鵬者，獎金新台幣五千元，擊斃者三千元。」另一方面葉超鵬的同事蕭先生也說：「通緝公告上的兇犯檔案相片，是他還在大陸時拍攝的，葉超鵬因為肺癆，臉已消瘦很多，而且來台後，軍官也不能再留西裝頭了，現在他剪的是平頭。」
新竹縣警察局長李連福知道後，就特別自台北找來素描專家，請經常出入撞球店的顧客協助，重繪了通緝公告，廣印三萬張分發新竹縣各鄉鎮市，連鄰近的苗栗、台中、桃園等縣市也四處張貼。果然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。家住牛埔村一×號的劉姓軍人向專案小組報告，葉超鵬是他的同事，二十三日晚間九點，持槍闖入他家中，跟他妻子劉駱氏要了一碗冷飯充飢。因為葉超鵬手中有槍，家裡又沒有其他男人，無法反抗，只好聽命行事。等二十四日中午喪禮過後，才向丈夫透露內情。發現了葉超鵬的藏身處，軍憲警組成了特蒐隊，在二十五日中午出動，一時半到達現場，葉超鵬雖頑強的開槍拒捕，還匐匍前進、企圖突圍，但寡不擊眾，在劉家約二十步的竹籬笆處，背後中彈，倒在地上被捕歸案，他偷出來的五十發衝鋒槍彈，只剩下五發。
葉超鵬被生擒後，警方立刻發出五千元獎金，晚間在月宮酒家開宴慰勞軍憲警特蒐隊。為了避免族群衝突，葉超鵬被移送軍法審理，雖然被告的公設辯護人代為辯稱：「被害人開設新新撞球場以營利及供人娛樂為目的，但向來鄙視軍人，時以『你是個軍人，那瞧在我眼裏？』與『阿兵哥五毛錢有一紮厚』等種種侮辱之詞諷刺。六月廿一日晚間，甚至舉家以木凳毆擊，持刀欲殺被告，復歪曲事實，謊報憲警，激起反感，引動殺機，咎由自取，於人何尤？請庭上從寬議處。」
至於葉超鵬自己也辯稱：「被告於民國廿九年入伍，經歷抗戰，剿匪諸役，跋涉山川，踰越險阻，出入槍林彈雨之中，效命疆場，歷盡險阻艱辛，不無微勞。從軍十有餘年，已養成士可死而不可辱之習性，突然遭其污衊，一時氣憤填膺，被迫致動殺念，衡情應有可原，請庭上開恩。」
但軍法官徐家壁速審速決，在一週內就判決定讞了：「被告葉超鵬於六月二十二日早晨七時三十分，在新竹縣香山鄉香山村三姓橋，以○二三一七五號衝鋒槍連續殺死陳富、陳蔡時、陳講三人，業據葉超鵬先後供認不諱。經新竹地方法院檢察處驗有驗斷書抄本附卷，事證明顯，自堪認定。被告連殺三人，是連續數行為而犯同一罪名，以一罪論，依法加重處以極刑，並褫奪公權終身，以昭炯戒。」
七月一日上午六時三十分，葉超鵬從新竹憲兵隊拘留所，被押解到三姓橋公路與鐵道中間的山路口，就是他槍殺第一位受害者陳富的現場，現場已有多名受害者遺屬與鄉親圍觀。葉超鵬還未理解「殺人者死」的道理，聽到法官宣讀判決書主文「當處以極刑」時，還大聲叫囂：「我只是懲戒侮辱國家軍人的愚昧老百姓」，並且揚言：「我沒有對不起國家的地方」。但法官僅安慰他：「大家都明白你的心情」，然後就略過犯罪事實那幾段，直接跳到：「被告於民國廿九年入伍，……歷盡險阻艱辛，不無微勞，……已養成士可死而不可辱之習性」這一段被告答辯，葉超鵬才靜默下來。
軍法官讀完宣判文後，准其留下遺言，葉超鵬要求軍法官，代予通知在台同鄉葉丕文，將其屍首善加收埋。接著又要求軍法官，表示自己年輕時從軍，還隨軍來台，如今要命喪於此，能否准許在執刑前與他的長官一談，但一時找不著他部隊裡的人，憲兵隊長黃建賢於是再三安慰，讓其傾吐胸中心事，葉超鵬才平靜下來，慢慢吃喝了憲兵準備的紅露酒與滷菜，結果民眾都等到不耐煩了，終於兩位憲兵的雙槍齊響，九天前遇害的陳家遺族也同聲大哭祭告，「三姓橋滅門血案」才告落幕。唯一遺憾的是葉超鵬的遺體，並未交由同鄉收埋，而是被抬往牛埔山公墓，葬在陳講一家三口的墓旁。一切恩恩怨怨，就讓他們在九泉之下自行解決了。
我要檢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