黃世宜
我所讀過的二二八資料，印象最深的，不是死者的人數，而是活人的恐懼。
那並不止於一九四七年，而是延續到今天。
我只記得，吳濁流曾經寫過，他說他有一陣子，怕寫的稿子被發現，把草稿藏在自己家的米缸裡。然後，他的小說，寫到二二八，就沒有勇氣再繼續寫下去了。
他活下來了，但心也死了。
就這樣，台灣人曾經火熱的心，因為恐懼，靜靜埋在一九四七年以後的米缸裡。
看看台灣文學史、美學史、哲學史，在二二八事件以後，就像一個巨大的地震陷落，從此走上了一個缺乏自信的斷層。有些人會說，二二八不過是一個歷史事件，只不過是一個政治事件，但活人的恐懼，這一些我們所看不到的影響，卻透過了一代一代的耳語教訓，滲透到各種文化層面，直到今天。
為什麼薪資福利制度保障不需要大腦創意的公務人員？為什麼整個社會勞工制度尊卑分明言必稱努力和諧？為什麼教育內容傾向填鴨制式不斷考試？為什麼我們被畫在大大小小的圈子裡不能走出去？我們被教育「政治是危險的」、「政治歸政治，經濟歸經濟，先拼經濟再說」這樣的集體政治恐懼，難道不是從當年的米缸這樣一代一代傳下來，深入人心的嗎？
歐洲的銅像，紀念的是那些曾經帶給人美好情感的音樂家，文學家，哲學家，是那一些讓我們心裡感到安慰，溫暖，自由，釋放的藝術家。可是，我們紀念了什麼？我們崇拜的是一個帶給我們太多恐懼的人。而這一個恐怖的故事，還並沒有結束。
死的人有多少我不知道。但是我知道，活著的人還並不自由。
補記：
其實我寫這一篇文章是希望大家別忘了內心的恐懼與缺乏自信。這一些恐懼和缺乏自信很難用數據衡量，但我們都很清楚它們就在那裡。
多少這個版上的人因為關心政治、不滿社會，被家裡長輩念過了？
家裡長輩，包括我們自己，其實也是二二八受害者。活著的人，往往比死去的人更痛苦。